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國家之源。從大禹治水的久遠傳說，到時下的抗洪救災，治水一直與中國相伴。基于治水的內生性需求，形成的社會治水與國家治水活動，不但塑造著中國的社會性和國家性，還形塑著中國特有的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

對以農業立國的中國而言，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季風氣候影響下，不均勻的降水分布，造成我國水資源不均勻的季節分配和地區分布。正是水源不穩的情況，促使人們去發展由社會進行控制治水的方法，由此產生了對水的治理。治水的過程，就是通過人為的活動讓水服從于人的意志的過程。根據治水的不同主體，可以分為以社會為主體的治水和以國家為主體的治水，即社會治水與國家治水。

內生的社會治水形塑治水社會

傳統中國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為基本單位的家戶制，分散性和孤立性是其重要特點。一家一戶雖然可以獨立完成大量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卻難以實現“湖塘之水”到“灌溉用水”的轉換。生活在同一水域空間的村民，為了獲得超出個體能力和范圍的生存條件，需要借助一定方式與他人開展共同活動。小到稻田間的分水、過水，大到開溝渠、挖塘堰、護堤壩，都需要專門人員或組織來協調。由此不但形成了以水塘、水堰為中心的塘委會、堰委會，以水壩、堤垸為中心的壩委會和垸委會，以泉水、河流為中心的水利會、河水會等自治組織，而且內生了堤長、壩長、堰長、塘長、圩長、河長、垸首等治水負責人，還衍生出看水人、管水員、放水員、看堤人、守堰人等職業看水人。各種類型水利共同體的治水協作，不再是單家獨戶的個體性行為，而是一種社會性行為。

這種社會性治水活動，是多個當事人共同參與的組織性活動。為維持水利共同體的有效持續運轉，經過治水當事人的共同協商，形成了“過水不帶水”“下肥不過水”“缺水帶水”“溝田置換”“田土互換”等過水規則，“先遠后近”“先高后低”等分水習慣，以及“近田水利、利者修渠”“勞三土七”“一天兩記”等出工、監工方式。然而，因治水形成的共同體屬于次生性共同體，較原生性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弱，在極端的水利條件下容易發生沖突。由搶水爭水引發的沖突，在農村矛盾中占相當大比重。發生沖突后，雙方當事人既可以當面協商解決，也可以請當地有公信力的士紳等進行說和。倘若個別當事人不愿遵守“共建共享”的治水活動規則，將面臨來自水利共同體的集體懲罰。共同認可的治水規則，被視為習慣法，水利共同體也因此成為具有共同活動規則和秩序的自治體。

從“胡煥庸線”的區分看，在中國國土面積不到四成的濕潤、半濕潤地區，孕育著中國九成以上人口。在濕潤和半濕潤地區，治水是農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務之一。一個個高度自治的治水共同體及其自愿聯合治水的社會性活動，共同塑造著中國農業社會的特性，即“治水社會”。可以說，治水社會不僅是小農社會得以延續的重要條件，而且是國家治理的社會根基。在傳統國家，皇權不下縣，政權機構的設置止于縣。農村小規模治水活動主要依靠農民自我的力量進行。正是在這種社會治水活動中，不但培育出中國農民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的韌性，而且支撐著一個大規模文明體的持續。

內生的國家治水形塑治水國家

在傳統中國，縱然社會治水能夠在各種類型的治水共同體內實現自愿聯合，但水利共同體內部、水利共同體之間發生的大規模沖突，依靠社會自治力量難以協調，只能依靠官方的公共性權威。與此同時，囿于交易成本、管理技術、工程規模的限制，社會治水的規模限于較小范圍。對于較大范圍或較大工程的治水，只能依靠國家完成。因此，內生的國家治水，不僅決定著中國的國家存續，而且塑造著國家的特性。

由治水形成的江河湖堰治理，是一個豐富的多層次治水體系。這一體系的顯著特點是局部大于家戶，整體大于局部。具體而言，在社會治水中，治水共同體的利益高于個體家戶；在國家治水中，大江大河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高于小塘小堰。正如費正清在傳統中國所看到的，“要有效地進行灌溉和防洪，必須有中央機構加以控制”。這種治水體系很難采用聯邦制的方式。因為聯邦制國家中的各成員單位，早于聯邦國家存在，并擁有完全獨立的主權，只是在加入聯邦后將部分權力讓渡給聯邦政府，但保留部分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力。當出現類似跨行政區域的京杭大運河的開鑿、流域性的黃河治理，以單個聯邦成員為主體的聯合型國家，常常出現局部利益高于整體利益，難以實現國家的整體性治理。因此，對于地域廣袤的中國而言，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與治水體系的統一性密切相關。

在單一制下，國家主權先于地方行政區劃存在。地方行政區劃是國家根據統治需要，按一定原則進行區域劃分的結果。為履行國家治水職能，中國自西周時期已設置了主管水土等工程的司空；秦漢以來，不但在中央設置水行政管理機構，而且從中央政府單獨設立派出機構與官員主管水利工程建設，明清時期還創設了專門的河道管理機構。對此，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精辟地指出，“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治水的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權及其世襲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關鍵所在”。也正是基于如此成熟的官僚制體系，中國才能發揮國家治水的“集中性”能力。在傳統中國建成京杭大運河、都江堰、鄭國渠等，無不是國家集中治水的成果體現。國家治水不但將一個個分散的行政區域建構成了統一的行政共同體，還建構了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共同體，進一步強化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

可以說，中國因水而生，因治水而成。治水即治國的古訓，昭示著我們從治水的歷史視野中發現中國的社會性與國家性。